百果山上的心理師

人的一生未必只有一次真愛，但以某種方式、某種絕對的心情（墜入情網），確實只有一次。

 

音樂家-David Gilmour

一切從格格不入感開始

　　故事從男主角（阿始）出生在一個經濟條件優渥的住宅區開始，在那個地段中，獨棟的住屋是相當常見的，而身為其中的一份子，主角經常感覺到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，或可以說是對生活的割裂感。

　　村上春樹在小說中很細緻地去描繪這種感覺，用了大量的段落、不同的比喻方式，像是「最後只剩下沙漠存在」、「真空的窒息感」、「沒有中間性的東西」及「西伯利亞歇斯底里症」的比喻，都是這本小說之中不斷反覆被描繪而出的存在性徵，也可以說是男主角一生中的基調。

　　如同在《人間失格》中，主角阿葉那份在人群中如小丑般格格如入的感受類似。也讓我想到哲學家齊克果（Søren Aabye Kierkegaard）在他的日記中，那深深的憂慮與悲觀。他對世俗的不耐與厭惡，以及在人群中俗套卻又逃脫不了的「閒聊」中，完全可以從他對派對活動的經驗書寫中可以體現而出。

「我剛從一場派對回來，我是派對上的活力與靈魂：我字字珠璣，人人都因此歡笑，崇敬我—但我走開，我在這篇日記裏確實需要用到如地球軌道一般長的破折號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我想一槍斃了自己。」

《齊克果日記》，1836年。

　　唯一不同的是，這種對生活的格格不入，在齊克果晚年時期，最終是透過宗教的寄託而得到釋放。而阿葉以及阿始這兩位男主角，他們的一生都在找，透過愛情、透過性交，透過不斷更換的女人，向外找尋著什麼，用來填補那個在體內空蕩蕩的位置。

　　在小說中，阿始的這份格格不入感可能是來自於他身為獨子的身份，從小他就聽盡了對於獨子的負面標籤：被父母寵壞、虛弱的、任性得可怕。獨子意味著好像缺少著什麼的一樣，而他自己雖不願意承認，卻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就是那樣被父母寵壞、虛弱的、任性得可怕的那種人。

　　帶著這種命定的缺陷，阿始在12歲遇到了他的真愛，而且正如我開頭引用David Gilmour的話，那種一生中只有一次以絕對心情落入的那種真愛—島本。

　　這位同樣也是獨子的女主角，有著許多與阿始共同的興趣，且她自幼就不便於行的左腿，對主角來說更印證了這種好像缺少著什麼的缺陷，在地上劃出了優美的弧度，並且沈溺於這種步伐而開展出的時間性，且女主角堅強而收斂的個性，那瞳孔深處的靈魂，使阿始每次想到便無法平靜。對生活中充滿著格格不入感的阿始來說，女主角的出現好似撫慰了阿始內心飢渴的靈魂。

　　這種感受可能就像動物本能的銘印效應（imprinting）一樣，阿始嵌入了只有這個女孩能夠填補我內心的想法，而且執著得令人可怕。不便於行的腿、喜歡爵士與古典樂，這些女主角的特徵，成了他日後尋找島本的蛛絲馬跡。

　　正如某次朋友介紹一場相親聯誼會，男主角聽見對象是一位腿腳不便的女子，原先興趣缺缺的他一反常態，執著地想要立即跟她見面。又如在路上看到一名不便於行的女子，阿始懷疑是否是島本本人，而跟蹤了數小時之久，最終沒有勇氣開口確認，使他悔恨了許久。

　　可以說，對自身命定的缺陷感，搭配上命中注定的愛情，使得主角深深地相信了非這個女人不可的癡戀感情。縱使在未來他已經成為了事業有成、家庭和睦的人，在東京青山街區擁有一處四房兩廳的住屋，還有一棟在箱根的渡假別墅，以及兩名可愛的女兒。

　　正如主角說：「我是愛她們，非常愛，而且非常珍惜，正如妳所說的。我有家庭，有工作。我對兩方面都沒有不滿，到目前為止，我想兩方面都很順利，我想甚至也可以說我很幸福...」當他再次遇到島本時，他靈魂深處那個缺陷的自己重新冒出了頭，甚至渴望能不顧一切地拋掉所有擁有的東西，在那一夜的幽會中跟著島本遠走高飛。

對存有意義的不斷提問

　　小說看到一半，或許讀者會想要反問，像阿始這樣的人生到底缺乏了什麼？小說中描述的那種割裂感與孤獨感到底是什麼，讓阿始這樣的人渴望著不顧所有地拋棄掉一切？簡單來說，他到底在「不滿足」什麼？

　　爬梳主角的生活處境，他從學校的經驗中常感覺到來自同儕對自己的不了解，彷彿獨子就是異類一樣。他亟欲離開那個環境，使得高中搬家後就與青梅竹馬島本分離了。又鑑於自己不知道島本是否願意與自己見面，怕造成他人的困擾，不再與其聯絡，這使得他錯失了第一個轉捩點。

　　反倒是高中時期認識另一個女孩—泉，雖然個性與嗜好與自己大為不同，與島本比較起來話題仍不夠有內涵與深度，但仍是一位無可挑剃的好女孩。

　　但主角卻因為「在泉的身上，並沒有那個為我存在的東西」的想法當中，用行動深深地傷害了泉往後的人生。正如主角說：

　　那時候的我卻不知道，自己可能會在什麼時候，對什麼人，造成不可挽回的深深傷害。人類在某些情況是：只要這個人存在，就足以對某人造成傷害。

《國境之南、太陽之西》，頁34。

　　高中結束前與泉分手後，阿始過上了十多年的孤獨人生，乏味的出版社工作，但不得不繼續下去的生活。在28歲還單身時，主角迎來了第二個人生重要的轉捩點。

　　他在街上遇到一個與島本動作相仿的人物徑直走過街區，但他依然像第一次一樣，無法為自己做出任何有意義的決定，只能默默跟蹤對方數小時，直到對方驚恐地搭上計程車離開。在後來，主角才終於知道這個人正是島本，但為時已晚，彼此的身份已不像28歲那時，身份單純且無後顧之憂了。

　　主角直到30歲的一次與未來妻子—有紀子的邂逅，才終於訂下了終生。主角的岳父是名有手腕有相人能力的企業家，他大力地幫助了主角一家的生活。而正是這樣的順水推舟，又使得主角再次陷入了深深的煩躁感。「那彷彿不是自己的人生，好像誰都可以代替我，獲得這樣的幸運生活。」

　　37歲時，在阿始再次遇到島本之後，他原先看似已經步入平穩的人生再次亂了套。且對於島本常以「暫時」、「可能」與「中間性的東西並不存在」這些不確定性的詞彙，來形容他們下一次的相會，更使得阿始常感覺自己懸浮在與生活相隔一段距離的空間中。無盡頭的飄渺感，雖然主角已強裝鎮定並努力拉住韁繩，但仍被有紀子發現，並默默選擇以不戳破的方式繼續陪伴與支持他。

　　故事的最後，主角再次遇到泉，那位高中時期被他傷得體無完膚的泉，他看著那眼神空洞、已經不再有生氣的泉後，幾乎把「自己」給嘔了出來。「覺得自己全身正發出令人厭惡的氣味...我無法把所謂自己這個東西拿回來，我只是個軀殼而已，響著空虛的聲音。」當自己不存在時，這副皮囊到底裝著些什麼，而那個自己又是由什麼東西組成的？他無法回答。

　　同樣地，主角也無法立即回答有紀子要不要離婚，他總是不斷地悶頭想，但無法對自己的人生做出決斷。甚至在小說的結尾處，主角仍在想著那片沒人知道的汪洋上，靜靜下的那場雨。或許，他正暗自提問著：「在無人到達的地方下的雨，那雨到底算是存在，還算是不存在？若是存在，又有誰同我一樣知道那場雨的存在？」

　　就像王陽明開創的陽明心學，其提出「心外無物」的觀點一般。

　　先生游南鎮，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：「天下無心，外之物：如此花樹，在深山中自開自落，於我心亦何相關？」先生曰：「你未看此花時，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：你來看此花時，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：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」

王陽明《傳習錄》。

　　深山山野間的那片花樹，自開自落，若未與我有所關連，其自開自落皆與我無關。但若映入眼簾，花的總總意象便盈滿了意識，我深知其存在，且它們不再是方才那些置身事外的存在物。它們的存在一下就活現在我的意識之海中。

　　爬梳完主角從年輕到中年不斷描繪的那些感受，那種飄渺感、那種不確定性，甚至是想著的那片不知是否存在的雨。這些對於自己到底是什麼的提問，就像是在對存有本身提問一樣。

　　我們可以說，主角總是在向外探索那些可以與自己連結的關係，可以讓自己存在賦予意義的他人，若沒有這些，他便感覺到內心無比的孤獨與空虛。他最後想著的那片雨，內心也期望能有另一個人能夠了解那片雨的存在。主角曾喪氣地表達過這樣的話，更證明了他這種悲觀且無力的性格：

　　「我只不過是個不完整的人，不管去到哪裡我身上還是有著同樣致命的缺陷，那缺陷帶給我激烈的飢餓與渴望。我一直被這飢餓和渴望所苦，或許今後還是一樣會被這所苦。在某種意義上，因為那缺陷本身就是我自己啊。...（中間略）...如果再發生一樣的事情，我很可能又會再做出一樣的事情來。我可能又會再同樣地傷害你。我什麼也無法向你保證。」

　　換句話說，主角終究沒有勇氣承擔他的存在，甚至渴望著別人來承擔他的存在，透過什麼來給出他存在在世的具體感覺。

　　或許是因為獨子的性格，使得他不願主動表達出他的情感與需要，使他不斷錯過人生的轉捩點。在小說中，高中女友泉與妻子有紀子，都曾經對主角的這個個性表達出不小的抱怨。且都因主角的這個特性而被出軌，受了很深很深的傷。

泉：「我想你一定喜歡自己一個人在腦子裡想各種事情。而且不太喜歡別人去刺探。這或許因為你是獨生子的關係，你已經習慣自己一個人去思考，去處理各種事情。只要自己知道，就行了。這常常使我很不安，覺得好像被遺棄了似的。」（頁44）
有紀子：「你確實是一個任性的、沒用的人，也確實傷害了我...（略）。我終究還是會接受你的。所以我沒有死。那不是資格、正確、不正確的問題。或許你是個沒有用的人，沒有價值的人。或許你還會再傷害我，但那也不是問題。你一定什麼也不知道，而且你什麼也不想問。...你對我什麼也沒問。」（頁232-236）

　　換作是島本，主角就展現出相當信任且依賴，幾乎不用語言地，就深信著對方能夠理解自己。但在這樣幾乎可說是靈魂伴侶的對象上，主角仍在過去幾個關鍵的時間點，幾乎像是沒辦法掌握自己人生般—或說沒辦法勇敢承擔自己的存在般—錯失了這份難得的緣份。

　　也難怪最後那幕，也是唯一一次島本與阿始做愛時，「原先冷靜而自我抑制力強的她，感情的線像是斷了似的，激烈地哭了起來，後用拳頭用力敲著我的背與肩。...如果我不緊緊抱住她，她就好像要支離崩潰了似的。」

　　我想，島本此時應該也像是泉與有紀子一樣，埋怨著主角為何總是不斷錯過，錯過青春、錯過單純，以及錯過那些無法再用任何代價挽回的一切。

　　而主角這份被動性格，其背後的價值觀其實是有跡可循的。就像小說中不斷提到對沙漠的譬喻一樣：「一個世代死掉後，下一個世代就取而代之。這是一定的道理。大家以各種不同方式活，以各種不同方式死。不過那都不重要。最後只有沙漠留下來。真正活著的只有沙漠而已。」

　　試想，這片無垠沙漠就是我們存在的世界本身。而在這片沙漠的維度下，每個世代的交替是迅速的，反正最後只剩沙漠存在，身在其中的我們就只是不重要的過客而已。這是主角所認為的人生悲劇性。

　　但主角所不能參透的，是如果把維度與視角只放在一個人身上，這個人怎麼樣的活？最後怎麼樣的死？以及中間總總的生活是怎麼度過的？他擁有多少的「可動性」或說「可能性」？這就相當重要了。

　　我們雖然只是這片沙漠中的過客，且幾乎沒有選擇地被拋擲在世界之中，承受著為了活著而總總操煩的苦。在這段有限的時間中，我們如何採取行動來籌劃自己總總的活—雖然伴隨著苦痛—但卻也是一個擁有總總可能性的人生。悲劇如主角，他命定了自己身為獨子的性格，框定了自己畢生充滿缺陷的人生，而透過島本，主角也自我暗示了自己只能從他人那裡才能夠獲得存在的意義。

　　而這樣將自己存在「置身事外」的主角，其不再為自己的存在負責的性格，使得他深深了傷害了那些過去對他好的女人們。故事最後的主角，他看似終於醒悟地表達：「我想，我必須要去習慣它，而且也許這次，我不得不為某人織出幻想。...如果要找出所謂現在的我有什麼存在的意義的話，或許我就不得不盡我的力量所及去繼續進行這項作業—可能。」

　　但下一秒，他又像是無法承擔責任地懦弱了起來，就像他無法向妻子保證不再傷害她般：「我想，天已經亮了，女兒不能不起來了。他們比我更強壯、更確實地需要這新的一天。我必須走到她們床前，告訴他們新的一天已經來了。那是現在，我不能不去做的事情。不過我無論無何都無法從那廚房的餐桌前站起來。好像身上所有的力氣都消失了似的。...（中間略）直到有人走過來，悄悄把手放在我的背上。」而那個人，雖然小說沒有明說，但我想正是有紀子那充滿鼓勵、充滿力量的手。到頭來，或許主角仍需要依賴他人才能勉強支撐起自己的存在。

　　村上春樹在這本小說中，提出了一種疾病叫做「西伯利亞歇斯底里」。透過島本的口吻，她向著主角說這個怪病是存在在無垠荒野裡工作的農夫，他們日出而做、日落而息，四季之中只有冬季才會休耕，在他們視野所及之處什麼都沒有，只有太陽是他們唯一的指標。

　　有一天，存在農夫體內的某個東西啪一聲斷掉然後死去了，於是農夫將鋤頭放下，逕自地往太陽之西那走去，走到無法再走，精疲力竭而亡。這就是西伯利亞歇斯底里。主角詢問那個死去的東西會是什麼，島本最後並沒有回應他，留下了一個偌大的想像空間。

　　我想，不管這個在體內死去的東西是有形的，或是無形的。那可能都是一種如頓悟般的轉變，這個轉變使得農夫拋棄了原先枯燥而乏味的生活，或說原先賴以維生的依靠不再是依靠。在這片特性如沙漠般的荒野中，農夫義無反顧地前往那個太陽之西的目標之處，而那正也是太陽下沉之處。

　　在海德格（Martin Heidegger）的哲學思想中，曾提出「向死存有（(Being-towards-death）」的概念，意味著當我們在某一個契機中深知了生命的有限性後，我們即會開始承擔起自身存在的責任，並且好好地籌劃著自己的人生。

　　就像是有些罹患癌症末期的病人，在明確得知自己僅存的時間中，開始好好地生活一般。我們在人生的旅途中早晚也會有某個這樣的時刻，如觸電般啪的一聲，深知我們終將一死，並開始檢視我們從過去到此刻的人生，並向存有提出總總的問題，如：「我要繼續這樣過下去嗎？我還有多少可能性？還有什麼是我沒有做到的事情？」諸如此類的生命提問。

　　然後我們會走向兩個可能性：一、承擔著存在而好好地活。二、繼續逃避現況而沉淪地活。在海德格那，這稱為本真（authentic）/非本真狀態。但無論哪一種活著，海德格都是不予評價的，既無好壞也無對錯。

　　就像罹患西伯利亞歇斯底里而向著「太陽之西」前進的農夫們，他們離開了原本的生活而朝向未知之處，走到筋疲力竭而最後死在了荒野上。我們能說這樣的活會比原先規律的活還要來得好嗎？

　　無論如何，就像主角阿始般，他或許也在他的人生中面對了無數次存在的現身，也無數次向存在提出問題。最後選擇了某一條人生的路徑，繼續過上他的生活。而身處在這片無垠沙漠中的我們，也將會有很多機遇能夠直面存在現身，我們無法得知哪一個選擇最後確切可以得到哪一個結果。但我們必須要相信，我們並非是無垠沙漠中滄海一粟的過客。

　　而是我們可以把握住自己某些可能性，籌劃自己總總可能性（雖然通往未明之處），那個自己人生的真正主人。